一名护士走过网戒中心的走廊。墙上贴着宣传照片：告别悲伤，重拾欢乐。
“起立!”
一百三十多人齐刷刷地站起来。
“告别网瘾!重塑自我!打造完美!”一个人带头喊起了口号，每句最后一个字都念成第二声。
一百三十多个声音整齐且语调一致地重复了三句口号。
“请坐!”
一百三十多人又齐刷刷地坐了下去。
背挺得笔直，坐在椅子的三分之一处，双手放在膝盖上，目不斜视，面无表情。违反以上任何一点，他们都有可能面临惩罚。
时隔七年，一篇自媒体文章将临沂第四医院网络成瘾戒治中心再次卷入舆论风波之中。这篇名为《杨永信，一个恶魔还在逍遥法外》的文章质疑，在2009年被卫生部叫停“电休克治疗网瘾”后，网戒中心主任杨永信仍在使用电刺激手段“治疗”被送进去的网瘾少年。
风口浪尖上的网戒中心倒显得相当平静。这里依旧窗明几净，被子叠成大小一致的豆腐块。盟友们依旧整齐地坐在点评教室里，对面坐着父母。他们将会在这里接受心灵洗涤，孝道培养，必须悔悟人生，痛改前非，可能会和父母抱头痛哭，然后全家跪下感谢杨永信和中心的大恩大德。
骂名汹涌而来，中心里的家长们觉得愤怒，无法理解。他们不能接受网上对于“家长愚蠢”的指责，并认为网戒中心是拯救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而网民们无法理解他们的痛苦。
在家长们的描述中，送孩子来此的父母并非全部都是没有文化的底层人，有老板，公务员，医生，甚至有大学教授。“哪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我们家长又不是傻。”按照中心的收费标准，每月的住院费是6000元左右，这不包括吃饭的费用，父母中必须有人全天陪护子女。
发酵的舆论只改变了家长们对媒体的态度——他们在网戒中心楼下巡逻，警惕来访的陌生人，并对表露身份的记者拍照录像。一家上海媒体的两位记者曾扮作家长采访，再次来访时，她们在走廊里被认了出来。一位母亲跟在身后大喊：“她们说谎!我们不相信说谎的人!”
病房
阿明个头很高，瘦，偷偷从家里溜出来接受采访的那天，中国战队Wings Gaming在西雅图拿下了DOTA2国际邀请赛的冠军。
他说自己在《英雄联盟》里段位曾是电信一区最强王者，这让他有足够的自信去打职业电竞。这个决定在家里遭到了巨大的反对，父母将之视为“骗人的”邪路。虽然早在2003年，国家体育局就把职业电竞列为第99个体育项目。
反抗的代价是失去自由。父母找了两个亲戚，说带他去旅游，从南方到山东，一车直接开进了临沂四院的网戒中心。
这是一个封闭式的住院部。紧挨着四院的白色大楼里，网戒中心占据着二、三两层。搭乘电梯无法直达，你需要通过一扇楼梯间铁门，得到看守的家长允许后，再通过一道铁栅门，才能进入网戒中心住院部的走廊里。
每扇窗户都安装了金属防盗窗。在另一个楼梯间，一张绳索结成的大网封锁了二楼通往一楼的路。即便如此，也依旧有出逃的人。两位离院盟友说，曾经有人打烂了三楼男厕的防盗窗，纵身跳到二楼的平台上，被外面接应的人带走了。
除了集体出游，入院后唯一的外出机会是去隔壁四院大楼里体检。一位在四院工作的保洁人员曾见到网戒中心带人过来做B超，他被夹在中间，双手与两旁的陪护人员绑在一起。
这里不仅接收网瘾少年。在正式的对外宣传中，这家中心除了叫“网络成瘾戒治中心”，还挂上了“青少年危险行为干预中心”，“性格缺陷矫治中心”和“问题家庭诊疗中心”的名头。
据其官网介绍，网戒中心接收的范围为“痴迷网络、逃学厌学、离家出走、撒谎叛逆、漠视亲情、仇视父母、结交损友、打架斗殴、偷摸抢骗、早恋同居、游手好闲、享乐纵欲、自卑孤独、自暴自弃……，让家长头痛，让老师头痛，让社会头痛的’问题孩子’。同时也能很好地治疗因性格缺陷或其它原因引起的严重偏离正常生活轨道的40岁以下成年人，他们入院后都称为盟友。”接收年龄为“10岁以上任何年龄段”。
成年人同样可以被送进来，只要他们父母同意。一位30岁的前盟友回院做分享说，他曾经在外吃喝嫖赌，沾染了毒瘾，把妻子赶出了家门。在戒毒所待了四个多月后，他被父亲接了出来，直接送到了网戒中心。他承认自己曾经怨过父亲，在即将出院的时候又把自己强行送进了这里，但他宣称自己在这里洗涤了心灵的污浊，靠正能量压制了毒瘾，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3号室内，一名记者尝试了“低频脉冲治疗”，手指肌肉不受控制地缩了起来。
“治疗”
每个新人都要进13号室。即便2009年之后，仪器换成了“低频电子脉冲治疗仪”，这个房间依旧拥有让新人闭嘴听话的魔力。
13号室不大，不到二十平米，有两道门，两层窗户，陈设简单，一张蓝色小床，两把椅子，靠窗的柜子上摆放着仪器。杨永信不喜欢“电击”这个叫法，他总是纠正说，这是“低频脉冲治疗”。盟友们只能用“治疗”指代13号室里发生的一切。
入院第一晚，阿明住在一间专门病房里，三楼4号小室，睡着他们一家，还有三名班委和一名接待。他哭了一夜，想跟父亲说话，父亲拒绝回应他的恐惧，只重复着一句话：“既来之，则安之。既安之，则改之。”
“那一个晚上，我特别恐惧，感觉世界都塌下来了。”阿明说。后来他才知道，整晚的一切都被班委记录下来，如果他提到“想离开”，或者情绪激动，这些都会被汇报上去，他也会被再次送入13号室。
与阿明同年入院的张楠，同样屈服在13号室里。他在家里看电视，父亲带着几个人把他按在床上，打了镇定剂，塞进车里，送进了网戒中心。从13号室里出来，这个法律意义上已经成年的男孩告诉母亲，他要离开这里。话音刚落，几个大汉又把他抬进了进去，他还没来得及说清楚里面发生的一切。
关于“治疗”的疼痛，总是有两种完全对立的说法。
“生不如死，很痛苦。”阿明说：“如果在做的时候可以选择死，那一定是选择死。手不能控制得扭曲，像蛋卷一样。”
比电手更痛苦的是电击头部：“脑袋里嗡嗡的，嘴里根本发不出声音。”在这个安静，封闭的13号室里，“接待”们需要按住接受被“治疗”者的手、脚，用纸巾捂住他的嘴。遇到反抗激烈的新人，七、八个“接待”还会把他抬进13号室，这被称为“起飞”。
一位曾任家委的父亲对孩子的改变很满意。他说，孩子在日记里写道，“治疗没有拔牙疼”。他承认自己没有亲眼见过儿子做“治疗”。
杨永信对此的解释是，每个人有个体差异，承受能力不同，“就像打针，大部分人打完了没事，有人就会晕针。”他说自己腰不好，也会用这些仪器刺激腰上的穴位。
一位山东的记者尝试了一次，虎口消毒后，前后扎下两根细长的针，两根导线将针和仪器连接在一起，仪器通电后，手指肌肉不自然地扭曲收缩起来。他描述被电的感受：“麻，不太疼。”包括阿明、张楠在内的四位前盟友对此表示质疑，他们称自己做“治疗”时，一只手上的导线至少是四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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